国学大师王国维与内阁大库档案

王国维与清代中央最重要的档案库——内阁大库的情结，源于清朝遗老罗振玉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 年），经罗振玉荐举，王国维进入学部任总务司行走，担任学部图书馆编辑，主管编译及审定教科书事宜。其间，因维修内阁大库而暂时迁出的部分图书档案，一度面临被焚的劫难，在罗振玉及张之洞的奔走努力下，其中的古籍和 200 多万件档案才幸免了被毁的厄运，被运至学部。王国维当时在学部，亲闻此事的个中曲折。在这之后的 1923 年春，王国维开始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，也有幸得窥大内所藏。这些经历引发了他对“大内档案”内容、价值及日后辗转历程的关注。王国维敏锐地认识到，这并非清末朝中一些人认为的“无用之旧档”。当时世人对清宫档案“罕有知其事”，为了揭开大内档案的神秘面纱，王国维连续写下《内阁大库书之发见》《库书楼记》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三篇文章，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要文献。

在《内阁大库书之发见》一文中，王国维对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内阁大库所藏图书档案被迁出的场景作了全面介绍。通过这篇文章，我们可对当时的内阁大库所藏有大致了解。一是图书类，内阁大库中所藏古籍归京师图书馆，其宋元刊本及善本书，已收录在缪荃孙所编的《学部图书馆书目》中。此外，地志一类也已整理完毕，著有目录。二是目录类，内阁旧有书目为光绪十年（1884 年）间所点存者，庚子之乱为日本人所得。三是档案类，内阁大库清理时，发现一些历科殿试卷与题本，其中名人试卷多被人拿走，后来余下的也归学部，置于学部大堂后。四是地图类，内阁大库所藏地图有两大架，背面用阿拉伯数字标有序数，为康熙年间西洋人所测绘。当初内阁以旧图无用为由，准备将其一并焚烧，幸亏罗振玉见到后想方设法保存了下来。此外，另有乾隆时的十三排地图铜版，“铜质甚厚，图版作凹凸形”。五是内阁库中有一“库神”，供奉甚谨，外面垂挂着黄幔，无人敢揭视。等到清理时，曹元忠曾揭开黄幔查看，是一个包得很严实的包裹。打开一看，“乃为枯树根”。

1922 年，王国维受罗振玉所托，写下《库书楼记》一文，更加详细地记述了大内档案流散至社会的经过，并着重评论了罗振玉的作为与贡献。1921 年，历史博物馆为了生计，将“无用之旧档”卖于纸商。1922 年 2 月，罗振玉“以事至京师，于市肆见洪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时，识为大库物。因踪迹之，得诸某纸铺，则库藏具在，将毁之，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，已载数车赴西山矣”。最终，罗振玉以原价三倍的价格，一万三千元购下了这批九千袋十五万斤的大内档案（即普遍所说之八千麻袋，王国维此文所载为九千麻袋。另有赵泉澄《北京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》中转引邓嗣禹访问邓文如来函中也采九千麻袋一说；还有李光涛在《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》转引傅斯年致蔡元培的信中持七千麻袋一说），将档案存于天津库书楼，并嘱王国维撰写《库书楼记》以记其事。越半年，其书定稿。对罗振玉抢救内阁大库档案的经历，王国维感叹道：“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，竟以一人之力成之。”

内阁实录库楼下之起居注匮

1925 年，王国维又作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一文，这是他关于“大内档案”的又一重要文献。该文中，王国维对“大内档案”的珍贵价值倍加赞赏。他说：“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：一为孔子壁中书；二为汲冢书；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、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本简、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、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”，而后四者其中之一“已足当孔壁、汲冢所出”。在此，王国维将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与安阳甲骨档案、敦煌文书经卷、西北汉晋简牍一起，称为 20 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化的四大发现。